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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點速讀：

1、第一，成本。我是從風險的角度去講成本的。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間，毫無疑問，過程中有風險，這種風險來自于治理結構的調整，還包括綠色低碳的政策、碳市場、技術創新。

2、第二，估值。轉型過程中間我們要建立碳市場，還有碳稅，實際上就是讓成本內部化。還有碳排放，我們把碳排放權當作一種資產去對待，它是可以交易的。

3、第三，體制機制的創新。體制機制的創新首先是財政與金融政策怎么去協同的問題，基于綠色低碳轉型的階段性特征和風險的變化，及時完善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這就需要一個頂層設計進行指導。

正文：

我從綠色經濟轉型的角度談一點看法，講三個關鍵詞：成本、估值、體制，三個關鍵詞展開是一篇大文章。

第一，先講成本，我是從風險的角度去講成本的。

經濟轉型，現在講的是從綠色的維度去討論的，比如說，從數字化的維度去討論、從城市化的維度去討論、從綠色低碳這個維度去討論，應該說這是一個確定性的趨勢。因為從全球來看，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認可了綠色低碳轉型這么一個趨勢，這個趨勢是確定的，這是全球最大的共識。如果說其他方面還有很多分歧的話，這個是有最大共識的。

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間，毫無疑問，過程中有風險，這種風險來自于治理結構的調整，還包括綠色低碳的政策、碳市場、技術創新。各位院士都講了很多關于去碳的一些技術創新的問題，這些都會體現到轉型的綜合風險當中去。這些風險都會轉化成成本，過去考慮成本是你的交易形成成本，其實風險也會形成成本，像《會計準則》里資產面臨貶值的風險，那么就要提取凈值準備，因為要計入成本。所以從風險成本轉換的角度探討綠色低碳轉型的問題，這里頭就非常的復雜。

我想簡單圍繞剛才講的三個關鍵詞談談看法，像綠色低碳轉型有兩種風險，有微觀的，也有宏觀的，也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直接的是綠色低碳轉型實施的風險，推動綠色低碳轉型，里面面臨著各種的不確定性。在推動的過程中實施風險，可能對現有的產業、經濟、社會都會帶來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這些影響有的不會帶來收益，只會帶來成本，就是負面的影響。間接的影響就是實施低碳轉型路徑的時候產生的風險，比如說，能源轉型、能源的生產結構、能源的適應結構都需要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間很難去規劃一條康莊大道，這是要不斷的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方向似乎是明確的，但在過程中怎么樣才能低成本、以高效率的方式去實現呢？人們轉型的動力來自于哪里？風險盡可能的低，成本可以承受，你能獲得收益，這就是通過市場機制進行綠色低碳的轉型。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綠色低碳轉型就很難推廣。也許我們設想的很好，但是現實可能不如我們的想象。

從這點來說，對綠色低碳轉型的風險要有充分的估計，這種風險可能不僅僅是經濟場域的，有多方面的。比如說，環境的風險。環境的另一方面，比如說，光伏、風電、新能源，大家說這是綠色的，但是光和風電怎么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社會上相關的制造，在這個過程里邊依然有環境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能以線性化的思維去考慮，也許在這方面是綠色了、減碳了，但另一方面可能碳增加了。比如說，減污降碳，減污和降碳有時候未必完全一致，有時候你減污了，有時候碳可能是上升的，污染的風險是減少了，但是碳排放的風險可能就上升了。

還有政治風險，這里面涉及到政府內部的、利益集團的、國際關系的、大國之間博弈的。比如說，現在碳關稅的問題，尤其對我們的國家影響是相當大的，那我們怎么去應對？剛才梅總談到一個民航組織的觀點，那么給我們的時間有多少？我們現在能不能在技術上、市場上兩者有效的進行匹配組合，來實現一定的目標，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因為市場的競爭力最終體現在附加值上，附加值就要更低的成本，如果這些風險上升的話，我們的成本是上升的。

經濟的風險、政策的風險，比如說，碳充分的問題，雙碳要進行控制，碳強度、碳準量的排放要控制。以前我們考核的時候可能幾年一考核，然后變成一年，甚至一季度一考核，這樣一考核就導致很多企業沒法生存了。這就是帶來的什么？我們在低碳綠色轉型過程中帶來政策事實的風險，這種政策事實叫“風險謬誤”，你不能有風險，你一有風險可能就會出錯，你就沒法操作，你就沒法往前走。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風險謬誤在我們的治理當中是不是消除了？我看現在來說，這種風險謬誤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還有合成謬誤，這個就不需要舉例子了，大家很清楚。所以政策事實的風險，因為面對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更高的認知水準，需要更專業化來支撐，但這些方面如果跟不上、不匹配的話，那可能就導致我們在政策事實上簡單化，簡單化就會帶來這些問題。

還有社會風險，比如說，能源轉型去煤、脫碳，那些原來公認的就業，煤炭工人就業的問題，高碳行業的工人到哪去就業，這就涉及到就業轉型的問題，對不同的區域都會帶來這種影響。

還有技術的風險，技術上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它在商業上是不是可行呢？所以脫碳技術的創新，技術上可行以外還要經濟上可行，只有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可行，只有兩者吻合在現實中才能應用，僅僅從技術的角度可行，那未必能推得開。如果說使用這項技術成本很高、很虧損，那沒有一家企業會為了去碳在虧損的情況下采用一項新的技術。

各種各樣的風險有很多，我們很難事先充分預期，所以有很多可能會超預期的風險在等著我們，我們是不知道的，是未知的。有些風險我們現在可能已經有了苗頭了，我們能感覺到了，但是在轉型的過程中還有很多風險是未知的，是沒法去預判的。

這些風險都會變為成本，所以我們從風險成本轉化的角度來看，各種各樣的風險都會轉化為成本。成本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有可能是在市場，有可能是在政府，還有可能是在居民，綠色低碳不僅對市場主體，還包括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間，這些成本到底要怎么去分布？怎么去分擔？這些風險跟成本之間的關系怎么樣去認識清楚，才能讓這些風險一方面可以被控制，讓風險能夠反噬，不是突然之間風險爆發了，能讓成本可以承受。這樣的話，低碳、綠色轉型的過程才會比較平穩，要不然就可能出現持久戰打成了突擊戰，一旦打成突擊戰，本來是馬拉松長跑，一旦來一個百米沖刺很可能就倒下了，這樣就會帶來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持續，這個風險就會上升了。

我們防了這一個風險，弄不好另一個風險就出來了，就按下一個葫，可能浮起一個瓢，甚至幾個瓢，就是風險的特性是沒有邊界的、是無形的，是在不斷轉化的，看起來可能是解決了這個風險，降低了這個風險，也可能沒有意識到另一個風險更大了。所以在推進綠色低碳轉型的過程中間，要實時的從風險成本轉化的視角去分析，我們在轉型的過程中風險怎么做到有效的去識別，有效的去掌控，然后進行緩釋，讓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這是我們現在推進綠色低碳轉型需要考慮的整體設計的問題。

我們從技術的角度考慮的比較多，從綜合補貼的角度考慮的比較多，從不同的領域，從綠色信貸考慮的比較多，都在推進，但各個領域的推進能不能形成合力？能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的風險？至少現在來看，還沒有整體的設計，沒有整合的把握這些風險的治理機制。各行其是，看起來是大家都在邁進，但是很可能搞成了我剛才說的合成謬誤，這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合成謬誤是一種更大的風險，也是風險上面的一種疊加。

第二，估值。轉型過程中間我們要建立碳市場，還有碳稅，實際上就是讓成本內部化。還有碳排放，我們把碳排放權當作一種資產去對待，它是可以交易的。

在碳市場建立的過程中間，對原有存量的資產，從綠色低碳的角度來說，它的價值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是說，你這些高碳的資產就會貶值，低碳的資產就會升值。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改變各個行業、各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因為市場的交易不是按賬面價值，比如說，以前的資產，每一個設備過去是多少錢，那是一個歷史，但是現在還能值多少錢，那是現在的工藝價值，未來還能值多少錢是未來的價值。如果說，我們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基于市場公允價值的資產負債表，很難看到基于未來價值的資產負債表，但是綠色低碳轉型恰恰是基于未來的，而不是基于眼前的，這樣就會引發一系列的風險了。原來從賬面價值來看，可能資產負債率是不高的，但從公允價值來看就變了，從未來價值來看，資產與負債的關系可能也變了，不僅關系到實體行業，關系到能源行業、建筑、交通、銀行，金融機構貸款是分布在各個行業的，各個行業已經貸出去的這些錢對銀行來說是它的資產。所以在轉型過程中，意味著銀行資產的風險就會慢慢的顯現出來，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金融行業面對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金融風險的問題是高度關注的，它不僅僅是現在增加綠色貸款、綠色債券，制定綠色標準，問題是存量就帶來估值的變化。更重要的，發電依然在光伏新能源，原有的煤電那些設備的估值就會下降，甚至如果說要棄煤，這些設備它就可能變成了“沉沒成本”。比如說，發電行業新上的設備可能都是很多在15年之內的，如果說沒有低碳的要求，這些設備可以繼續用，如果很多新設備按照現在的進程來考慮的話，它可能很快就要淘汰了，要加速折舊，甚至就變成了沉沒成本，這樣的話都會影響它的估值。

在這種情況下，綠色低碳將重新定義資產價格，重塑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你看居民的房子，居民的財富很多體現在房子上，以后的房子可能是老式的房子還是一個新的能夠低碳的房子，那可能價格也會不一樣，這就是影響了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對金融企業也是如此。所以綠色低碳轉型對估值產生的影響會顯現在投資，投資到哪去？投資肯定考慮的是未來的價值，不是考慮眼前的價值，所以項目的綠色權益到底怎么去評估，通過市場的中介機構對項目考慮到綠色低碳轉型的風險、未來的成本，那未來的價值到底是多少，這些都是會反映到預估的未來現金流上，對投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投資、融資也會產生一種變化，這種變化需要從綠色低碳的維度去考慮你未來的投資回報。

現在資產成型估值是漸進的，這種階段怎么去把握？國外碳市場也是逐步發展的，不是一步登天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怎么樣把握好節奏？讓不同資產成型定價的時間、速度可控，可以承受。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與技術創新、與監管政策有直接的關系。如果說我們搞急了，資產可能就急劇貶值，比如說，去碳，對那些煤炭行業以前貸款有時候搞了一刀切的政策，傳統的行業可能立馬就會死掉，很顯然，這種狀況就是操之過急了。所以我們要去量化評估這些風險，對企業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財政金融體系的影響，減少高資產的風險敞口，有效的支持綠色轉型。這個問題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專業性的問題，理論上需要創新，比如說，在資產評估方面，在會計準則方面都需要重新構建。現在的會計準則，是工業化時代的會計準則，要考慮綠色、黃色、黑色，現在的會計準則可能向綠色轉型，一旦考慮到綠色，原有的工業化時代的一套范式、一套標準，那種分類可能都變得不太適用了，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所以碳的定價政策會影響資產的估值。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現在怎么樣去把握好這種風險，把握好對市場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僅是一個增量，還是反對存量，對現有的這些企業，對現在已經積累的巨大的國民財富也有重新定價的問題。我們積累國民財富這么多年，改革開放以來積累這么多財富，這些財富以前是不分綠色、低碳、高碳的，要把這個因素考慮進來，那很多財富可能就會是貶值的。也就是我們要綠化資產負債表，政府部門也得要考慮，不僅要綠色金融、綠色財政、綠色稅收，財政收支也要考慮綠化。那現在財政收入有沒有考慮綠化的因素呢？實際上，產煤帶來的收入，還是說光伏帶來的收入，看不出是綠色的收入，還是黃色的收入，還是黑色的收入，財政的收入拿的都有錢，一個概念就是現金，要從綠色維度切入的話，以后這些收入可能就得考慮哪些是綠色收入？哪些黃色收入？哪些是黑色收入？從財政的角度也需要大的變化。

第三，體制機制的創新。

體制機制的創新首先是財政與金融政策怎么去協同的問題，基于綠色低碳轉型的階段性特征和風險的變化，及時完善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這就需要一個頂層設計進行指導。單靠企業自身是很難弄的，還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行業協會的作用，將不確定性的預期通過相對統一的標準去加以體現，轉化成相對的確定性和可預期，只有可預期，企業才會持續不斷的改進和努力，朝著我們以前預先設計的方向前進。這就要在認識低碳綠色轉型的金融風險、財政風險，財政工具、金融工具怎么去協同？還要考慮發展與安全的關系，還有低碳轉型中的公共風險，公共風險就不是在市場領域了，而是涉及到整個經濟社會、整個國家的安全，這些都是公共風險，那怎么進行管理？所以在轉型中，金融與財政責任怎么樣分擔，要不要建立相關的防火墻？

怎么樣防止金融風險向財政風險轉化，也要防止財政風險向金融風險轉化，但是現在看起來我們國家現行的這種體制下，我以前講的一個概念叫“風險大鍋飯”，在計劃經濟下，我們吃的是利益的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市場化改革以后，利益大鍋飯沒有了。但是現在有風險大鍋飯，風險它是無形的，像風一樣，能感覺到，看不見、摸不著，也抓不住，這些風險就是在不斷的轉移轉換。現在的風險可以后移，可以隱匿起來、藏起來，擊鼓傳花往后移，下面的風險可以往上移，企業的風險可以向政府轉移，有的是過程風險轉移的途徑。但如果風險責任界定不清楚，那就變成風險大鍋飯，最終由財政來兜底，財政最終是由中央財政來兜底，最終地方財政兜不住的話就是中央財政兜，所以這種風險大鍋飯（這種機制）沒有破掉的話，將來財政所承受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別看我們現在似乎從一些指標來看財政健康狀況還不錯，債務率從全球來看都不高，但是要透過現象去看本質，不僅看現在還要看未來，不僅看實體的也要看虛擬的，尤其是看風險，這里財政承受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且不說綠色低碳轉型這一個方面。

我們還有一個城鎮化轉型沒有完成，從鄉村文明到城市文明，在這個過程中也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當前地方財政已經是相當的困難了。這里還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為上怎么協調，中央的政策地方怎么反應？不是說中央說了往東，地方肯定不會往西，會不會往東、南呢？這就是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地方行為的反應之間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它是不確定的。針對不同地方的行為主體要有不同的評價標準，比如說，高碳的地區、低碳的地區怎么去考慮，這就涉及到區域之間協調的問題。

從碳排放強度來看，像內蒙古碳排放強度單位GDP里排放的碳相當的高，但是要從總量來看，內蒙古這根線相對就沒那么高，所以從總量和強度這兩個指標來看，對各個省得出來不同的描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依據什么樣的指標考慮省與省之間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所擔負的成本呢？比如說，在財政體制的設計上、轉移支付上怎么去考慮呢，這就非常的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的方向上，就是低碳綠色轉型要轉變傳統的一些體制設計的思路，改變原有的政策設計的思路，對現有的體制和相關的政策向轉移支付怎么樣進行調整。所以區域之間的這種協調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深化研究。

融入新經濟和數字技術，提升低碳風險轉型的識別和管控能力。現在來看，在數字化的趨勢下，數字革命帶來很多新的技術手段，這是一個好事兒。但是怎么樣把綠色數據、基于碳的賬戶這些數據怎么樣共享，這又是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討論數字化的時候，公共部門的數據現在難以共享，部門之間的數據難以打通，現在企業掌握的這些數據怎么樣來實現共享？數據市場怎么建立？這與綠色低碳轉型也是密切相關的。

綠色低碳轉型是離不開數字化的，離不開這些綠色數據、綠色賬戶的，那么怎么有效的切入到這里頭？我們現在感覺到在數字化的過程中間已經遇到了新的難題。因為我們過去的工業范式適應不了現在的數字范式，也適應不了現在的綠色范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樣創新呢？不僅僅是技術的創新，更重要的是體制、機制的創新，還有觀念和認識的創新，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恰恰在這些方面還有巨大的努力空間。

（整理自劉尚希于8月27日在2022清華大學“碳中和經濟”論壇上的發言，未經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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